首钢搬迁已逾十年，几千名来自北京的工业移民落脚在河北唐山，在异地奔波和钢铁行业衰退的形势下追寻梦想。有不适，有彷徨，也有坚持。

晚六点，班车停在唐海老县城“渤海家园”小区。“超哥”杨超拎包而下。他乘坐的这趟班车，3个多小时前始发于北京。两地距离近300公里。

随后，杨超来到老县城东边一处农贸市场，为18块钱一公斤的猪肉和小贩掰扯；当天晚上他准备请两个工友吃饭。他们辛勤工作生产的普通热轧钢带，彼时折合到每公斤约为1.8元，是前者的1/10。

晚七点，冯冰被超哥的电话从酣睡中叫醒，当天他在工友婚礼上喝得大醉。工人圈里逢遇喜事儿，关系好的随礼500元，冯冰这回只出了200元，这已是他目前月奖金的1/10——2015年下半年开始，他的总收入少了近2000元。

晚八点，路杰下班，站在厂门口，等班车接他到40公里外的“渤海家园”去赴与超哥、冯冰的聚会。去年为压缩成本，公司搞了班车改革，共减少了24趟班车。

……

这里是唐山曹妃甸，从2004年起吹沙造田建起的一片新的工业区；工业区里最大的工厂，是从前的首钢，改头换面后的“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”。

1月17日周日晚，农历腊八。三个来自北京的首钢工人围坐桌旁，在这个渤海畔的新家园里喝起酒来。杯子碰在一起，眼下聊着年关，回忆中满是京韵。

酒话里掺着几句唐山话。

搬迁耗资677亿元的突围

首钢人有着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。

这家老牌国企别名“十里钢城”，前身是北洋政府在1919年建的石景山炼铁厂。1950年代初，梁启超之子、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的梁思成曾联合其他专家提出过另建新区、保护老城区的城建方案，并预言，未来北京将出现环境、交通、人口等“城市病”。

最终，中央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：将北京改造成为莫斯科式的大工业城市。1958年，首钢全面扩建。朱德、刘少奇先后亲临扩建施工现场。1994年，首钢的钢产量达到824万吨，登上国内行业的巅峰。

“超哥”和“路班长”路杰都成长在这个阶段。

超哥今年40岁，北京海淀人，1995年进入首钢；路杰36岁，北京昌平人，1999年从首钢工学院进入首钢，现为某基层工作班班长。“当初我们村儿有几个人到首钢，收入还可以，稳定。我也不想往外瞎闯去。”路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那会儿，首钢工人待遇高、声誉好，找对象都是热门儿。”

彼时其实拐点已经出现。多年的计划体制、集权式管理让企业缺乏活力，寸土寸金的北京再也不能为首钢提供扩张的空间。更不要说它还要面临一个在北京发展的终极问题：环境。

梁思成的预言变成了现实。早在1986年，石景山区环保学会就提出了“要首都还是要首钢”的尖锐问题。而随后多年，从区一级到全国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再到国家领导人，针对首钢严重污染的问题均有发声乃至实地行动。

2005年2月，国家发改委批准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。这个耗资677亿元、分流6.47万人的搬迁工程历时数年功成。买断、内退、分流……转移到曹妃甸的，有4500名工人。这些户口、生活和回忆都在北京的人，不得不逆向出京成为“河北漂”。

周五和周日是通勤高峰。发自北京的数趟班车一起，在每周日下午3点到4点之间的京沈高速上汇成一列车队，堪为京冀交流一景。班车上印着一行小字：“北京曹妃甸客运有限公司”。

“渤海家园”里，三个人频频举杯。冯冰吐槽，曹妃甸没有“卤煮”，也没有“稻香村”（北京的老牌食品企业）的肉末酸豆角；超哥则劝他说，稻香村迟早会把周边河北的食品厂“包下来”，做它的品牌产品，“现在（京津冀）一体化，都是这趋势。”他说。

冯冰1988年生人，北京顺义人，18岁那年从首钢技校毕业分配到厂里，恰好是该校最后一批毕业后包分配到首钢的，“再往后的分配率就低了。（首钢）大搬迁就开始了，人往外分（流）都分不出去呢”。

凡动迁到曹妃甸新厂工作的北京职工，每人可按天领取一笔“异地补助”，或称“远征补贴”“上岛补贴”。在不多休假的情况下，每人每月最多可拿2000元。这成了大多数工人随迁的动力。

那年路杰没有动。他2006年结婚，那时刚得了一子，不想生活动荡。几年后孩子一大，除了随迁也没有选择。他的想法是：“既然只能在这单位混，那不如早过去占个地儿”。

到2008年，超哥也不得不动了。“那会儿年轻呢，买断工龄不合适啊。”他说，“要么就是下岗净身出户，要么就跟着。所以实际上是必须来。”

对工人和首钢来说，动迁都是绝境中的一次突围。纪实文学《首钢大搬迁》作者王立新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：“朱继民（时任首钢董事长）跟我讲：首钢是一个垂死的病人，永远等下去没有出路；上手术台还有点希望，不上就只有等死。”

碰撞融入、摩擦与“教化”

曹妃甸原本只是一座不足4平方公里的带状沙岛，现在它的名头已盖过了原唐海县，成为了新的行政区划名称。不过，当地人仍称唐海为老县城，“曹妃甸”的名字特指填海所造的工业区。

实际上，曹妃甸也的确保留了工业建设的“人造”痕迹：从唐海县到曹妃甸岛上的距离是十八公里，每向渤海延伸一公里就被成为一“加”，从北到南共有十八“加”。首钢新厂所在地，也被简称为十一“加”。

三“加”的位置，是一片新兴的生活区，“首钢京唐”的班车从上岛到抵达厂区之前，这里是唯一一片灯火阑珊所在。三“加”的主要生活设施包括：四个住宅小区（入住率约五成）、一个新落成的百货大楼、一条分布零散的饮食街、一条乏人问津的酒吧街以及若干建设中断的酒店会所和楼盘。

包括超哥、路班长和冯冰在内的更多工人，选择了首钢建在老唐海县城的楼盘，“渤海家园”。那里繁华些。没买房的工人们大多住在厂区里面的16栋宿舍里。

这个配有幼儿园和社区中心的小区从2010年开始对内销售，现已基本住满。冯冰两口子都在此工作，买房自然是上选；超哥和路班长虽然都是一个人，但考虑到宿舍居住环境，还是买了房。超哥买了140平米的三居，他说：“这儿的房，三千七一平米，整体再便宜三万六，这套房子全（买）下来，在北京付首付都不够。”

但这里依然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家。

路班长已经连续10年的大年三十没能在北京度过了。相比起在昌平的妻儿，这里的新房子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个下夜班后住的宿舍。“等孩子大了，跟你也生分了，跟他妈亲。”他说，有很多工友因为长期夫妻分居而出了问题。

冯冰符合北京人的许多特征：讲礼数，和年龄较长的哥们儿交往一律称“哥哥”；爱好花鸟鱼虫，新家里置了水族箱，养乌龟，还养了条狗。除了和“哥哥”们相聚，他就在家和妻子照料这一屋子的生灵，但这仍然让他感觉“找不着根儿”。

两口子有个一岁多的女儿，放在北京怀柔的家里由奶奶带。“背井离乡啊。孩子正需要我呢，父母岁数也大了。他们生个病啊（没人照顾不说），哪怕家里换个灯泡都够不着。”

每晚7点前后，班车陆续驶回“渤海家园”。身穿蓝色工服、头戴黄白头盔的工人们依次下车，融入这座县城的夜生活，北京话和唐山话交互往来。

老县城里，有黑车车主会认为这帮北京人“不大方”，有个年轻司机提到北京人曾拿他开玩笑、“逗贫”，而烤鱿鱼的摊主则会说：北京人也没什么不同，“他们来这儿也是打工的”。

首钢人总是乐于回忆起他们“教化”唐海的过程。他们刚来时县城只有一条马路：满是农耕味儿的“垦丰大街”；后来才有了现在的“新城大街”“建设大街”，才有了红绿灯。

但并不是所有唐海人都去拥抱这种现代性。三冷轧厂的文典是北京密云人，他在三年前娶了个唐海本地的姑娘，在“渤海家园”安下家来。在他眼里，本地人并不高看首都人一眼。

文典说，“我装修房子那会儿，装灯工人说：‘你们首钢人来这儿干吗？建这么多楼。原来这地方是一片麦田，我从小在这儿玩；你们来了，我们这儿好多男的都打光棍了。’这是人家的生态圈，好像我们来把它给打破了。”

除了个体，京冀两地的摩擦还体现在企业层面。据王立新所著的另一本纪实文学《大海上的钢城》：首钢、唐山钢铁公司和其他单位在联合开发曹妃甸时，甚至连新厂的名字都曾有分歧。唐山市政府和唐钢方面提出叫“京唐钢铁”或“首唐钢铁”，首钢则认为一定要在新公司前面加“首钢”两字。拉锯一年之后，唐山方面终于妥协，公司定名“首钢京唐”。

然而，2012年初，由于连年亏损，唐钢从首钢京唐公司撤股（49%），退出了对该公司的经营。钢铁行业的寒潮向渤海湾全面袭来。

去留“在这片沙滩上晾的时间还不算长”

很多人为首钢不平：它的搬迁生不逢时。

投产的时候就赶上了板材供应过剩，钢价走低。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发酵，国内钢价创下了8年来最大跌幅；待到2014年，全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，2015年钢铁价格却从5600元/吨的峰值跌破1500元/吨的成本线，价格持续倒挂。据统计，2015年中国钢铁行业亏损达645亿元。

“中国钢铁看河北，河北钢铁看唐山”，这句原本标榜中国钢铁行业的话，如今可以拿来应用到描述产能过剩与亏损的局面上。2013年，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在公开演讲中提到，仅河北迁安县（市）一个地区的粗钢产量就超过了德国，唐山地区钢产量则超过了全欧洲。

到2015年，寒冷波及了基层工人们。超哥、路班长和冯冰的收入均在下降——奖金均有减少，少则一两千，多则两三千。异地补助还有，但是总体降薪后让收入水平几乎回到了在老厂的时期。尽管他们对“钢卖不出价儿去，效益不好”表示理解，但这还是让他们重新思考起了远赴外地工作的成本。

不惑之年的超哥正在观望着最新的买断政策，一旦合适，他就寻求买断另找出路。冯冰早已经和北京的伙伴商量起了合伙干买卖的事，一旦对上机会，他打算卖了这儿的房（几年来没有升值，只赔不赚），哪怕挣少一点，也落个“回家”。

“工人工资不该大幅下降，我们亏损60个亿的时候都没降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厂级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我们在这里，是树立京津冀一体化的典范，树立全国绿色循环发展经济的典范，树立钢铁强国的典范，树立世界第一流梦工厂的典范。承载的东西太多。你要把工人工资给降了，公司就散啦，制造了不稳定因素。”

据他透露，在年前的一次会议上，总经理表示来年有决心把工资抬上去。

1月的第三个星期，多年不遇的寒潮正在过境，曹妃甸白天的气温都降到了-10℃以下。超哥裹紧工装大衣说：“真冷！还是人家候鸟聪明，不跟你丫较这个劲，到时候就走，趋利避害。”晚十点，他们打开电视，收看央视科教频道正在播放的纪录片《首钢大搬迁》。

兄弟三人聊起了曹妃甸的业余生活。除了看着北京的班车司机们在等工人时抽陀螺锻炼身体，身在海滨的他们唯一能提起的活动，就是到海边去捡贝壳。

“在滩涂上，等退潮了就去挖。什么贝壳啊，花蛤啊，捡回来让它们把泥都吐干净，然后做着吃。人多着呢，后来也不知道谁开始收钱了，（捡贝壳）30块钱一位，就没人去了。”冯冰说，“一阵大潮，能冲上来好些贝壳。”

“是啊，一股大潮，好些贝壳就被冲过来了。”路杰接他的话，眼睛却盯着电视。

冯冰后来回想起这个场景时说，要想随着哪股大潮再把他们带回去，是没戏了。但好在自己年轻，在这片沙滩上晾的时间还不算长，没被晒干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　（来源：南方周末）